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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话，”赵宗绩呷一口茶，笑道：“有些危言耸听了吧，我最近看了很多史书，可都没听到过这种说法。”
“一点也不夸张。”陈恪摇头笑笑道：“你之所以在书里看不到，是那些编史书的人，要么脑子里灌了浆，要么故意不说。”
“为何？”赵宗绩问。
“无它，人总要为自己的利益集团服务。”陈恪淡淡道：“那些写史书的文官们，家里本身就是放高利贷的，他们怎么可能把这黑锅背在自己身上呢？”
“愿闻其详。”
“高利贷在城市就是典当行，在农村则是地主。”陈恪轻声说道：“大宋之前历朝历代，尽管有关市之征、山泽之禁、盐铁之榷，但这些只是小菜，国家的真正主食，是农业和农民。农业提供了主要税收，农民还负担者主要劳役。所以我们先只看地主放高利贷的危害。”
“对于高利贷的危害，我大概知道一点，把借钱的贫民搞得身无分文、家破人亡。”赵宗绩道。
“不错，但这是表面现象，不是真正的危害。”陈恪道：“农村的农民，最好的状况，便是家里有十几亩地，七八口人。自己种粮食种棉花，养鸡养猪，可以自给自足，再用剩余的农产品，到集市上去买些盐铁等必需品，手里就不剩什么钱了。但因为唯一的负担是朝廷的赋税，所以生活还算将就。”
“这已经是很不错的农民家庭了。”赵宗绩点点头道。
“但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极差。一旦遇到了荒年，红白喜事、生老病死等状况，收入减少或者开支大幅增加，就不得不靠举债过关。而向周围的贫农借钱是不可能的，只能向地主借。”
“一直到这里，这家人还想着，自己第二年好好干，紧紧裤腰带，就可以还上高利贷，从而过上原来的正常生活。”陈恪接着道：“可是，他借的是高利贷，且是他没有议价能力的高利贷，第二年他收成好了也没用，因为多收了三五斗，粮食的价格就会下降，他还是还不上。”
“另一方面，农村的高利贷，比城市里的要野蛮多了，往往每年利息的增长，要超过农民那点微薄的收入。农民忙活一年，往往只能还上新增长的利息，这还是好年景，若是年景差，连吃饭都成问题，又何谈还债？而欠款却利打利利滚利，越来越高，最后只能把自己的地、牛、妻子儿女，乃至自己，抵给地主还债。”
“一旦遇到荒年，大规模的农民无以为继，其后果必将是大规模的土地兼并，农民要么成了佃户，要么背井离乡成了流民。”陈恪认真的给这小王爷，讲述在别处可学不到的兴衰之学：“还有两个因素推动了这种现象。一是土地在多年耕种后会退化，产出会越来越少，能养活人口的数量自然减少。另一方面，只要没有大规模的战争，人口就会慢慢增长。时间一长，两相作用，又会使土地兼并、农民破产益发严重。”
赵宗绩听得无比认真，连发问都忘了，只在那里默默的做笔记。
“而对一个王朝来说，这两个问题，都是致命的。土地兼并，使国家大量的财税之源，聚集到了豪强地主的手中。比起如绵羊般驯服的农民，地主们狡诈而有力，他们通过种种政治特权，可以有大量的田亩免税。再贿赂地方官吏，使应税的田亩和免税田混淆，或者干脆瞒报田亩，总之有的是办法逃脱税负。则朝廷的收入必然锐减。”
“农民破产的危害更严重，方才说过，破产农民有两个流向，一个是给地主作佃户，一个是离开家乡、成为流民。无论哪一种，都会导致国家纳税人的减少，承担劳役的人群缩小。”陈恪缓缓道：“这又会使没有破产的农民负担加重，从而使更多的农民破产，产生更多的流民，导致遍地土匪、强盗的情况。匪乱横行必然民不聊生，更多的农民无法生存下去。这时候若是再遇到连续荒年，必然会出现大规模的农民造反。”
“而国家，早在此之前，便已经深陷财政危机，军队人心涣散，无力镇压造反。最终导致一个政权的衰落乃至灭亡。 尽管有的朝代，并非被农民造反覆灭，但皆是先被其动摇了根基后，才点燃了枭雄们的野心。”
“其实这一番剖析，其实并非难事，只不过历朝历代的既得利益者，都不愿承认这一点——承认了就意味着‘抑兼并’成为国策，在土地就是财富的年代，你让士大夫们还有什么搞头？”陈恪嘲讽道：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国家的土地本都是君主的，这是天下百姓纳税的法理基础。土地兼并的本质，其实就是王公士大夫们，与君主争夺天下之利。可笑的是，许多皇帝也被士大夫们忽悠了，竟然允许他们兼并，还不收他们的税。这不是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么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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