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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前的规矩，只要士绅或者是地方的官员们愿意提供保护，便可以坐着，就能有大笔商贾进献的金银。
这倒有点儿是朝廷为了优待读书人意思，所以对于有功名的读书人，往往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免税。
这样一来，但凡只要有功名的读书人，只要一经成了秀才、举人，原本可能一点田产都没有，却是因为读书人的特殊待遇，无数人便带着自己的田地送到他的手上。
为何？因为避税。
与其将粮税交给国家，不如送给读书人，只需订立一份契约，过户之后，地便可免税了，而每年只要把一部分粮送给这些读书人，还可以趁此机会免掉徭役。
正是因为种种的特权，导致了士人们在地方上几乎拥有了极大的权利，而商贾身份低贱，无法立足，不找个主子投靠，极有可能不用几日，便要破门灭家，一家的产业，都被吞空。
现在朝廷对他们征税，看上去好像是商贾吃了亏，可实际上，却等同于某种保护，这使得商贾们愿意将税交给朝廷，却再不肯乖乖给地方的士绅们好处了。
可对于许多士绅来说，一家老小都只晓得读书，都是书呆子，这便自称是诗书传家，他们绝大多数人，可能既不懂得管理，更不善经营，原本就是靠着特权而生，譬如为朝廷包税，一个地方需缴粮多少，地方官不能亲自去征，就交给地方的这些士绅，士绅呢，带着人去征税，便可借此机会渔利。又或者，有人平白送来土地，只为避税，这等于是将朝廷的粮税，平白送给了这些士绅。
而对于许多大士绅来说，油水最大的，就是商户了，因为商户们地位低贱，才需投靠他们，才需隔三差五地将无数的利润送到他们府上，等到出去经营的时候，拿着他们的名帖就可以疏通关系了。
就说在镇国府刚刚起来的时候，许多商户贩货，可都是打着某某尚书、某某侍郎，某某布政使的牌子，将其立在船头，如此，这无数的‘官船’，便可以在运河上畅通无阻，谁也不敢盘查和过问。
这本是一本万利的事，躺着收的银子，不但可以将人踩在脚下，还可以只需闲坐在家里，这些低贱的商贾便会跪着把银子送来的，为的，不过是求你一个庇护，使他的船上，挂上你的官牌而已，小小一个官牌，便是金山银山。
结果，这好日子没了，因为新政了。
这可关系到许多人的营生啊，能忍吗？
这满朝文武，从前都是受益者，天下的读书人，从前也都是获利者，可新政出现之后，虽然总是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可终究，风向变了，许多商贾的胆子也随之大了，开始不太搭理你了。
这还只是轻的，更可怕的是根基的动摇，若说商贾的投献只是外快，那么土地则是士绅的根本，现在京师还有关外大量的用工，到处都在招募人手，使得乡间的百姓，不少人都携家带口迁出，佃户们跑的跑，散的散，可谁来种地？你要留住人，就不得不让佃户们日子过好一些，可是佃户们的口粮多一些，士绅们就得少吃这一口，聚沙成塔，积少成多，这收益可就大减了。
再有，因为有了新的活路，许多小农索性抛了土地，携家带口的到了城里去，这也是极严重的事，抛地的人多，可市面上买地的人却不见多，地价日渐递减，土地贱了，最吃亏的人是谁呢？
终究，还是士绅啊。
一方面，自己的经济基础动摇，外快没了，就连斯文体面，也不复从前。
另一方面，往日在自己看来低下无比的商贾，竟是渐渐跟自己站在同等位置上了。
这种刺激之下，如何能忍？
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今日，杨一清跳了出来，他的党徒们也纷纷跳了出来。
这显然是一个导火线，那些早已在心里积攒了太多不满的人，便随之一下子悲愤了起来，于是站出来的人越来越多。十个、二十个、三十个、四十个……
在今日的廷议开始前，王华曾想过也许会有人在今天搞点破坏，可怎么也想不到杨一清会在今天闹这么一出，更想不到会到这样的地步。
看着一个个陆陆续续站出来支持杨一清的人，王华的心头越来越沉重。
事实上，他当初又何尝不知道新政会引起许多人的反感？他强推新政，也是无奈的法子啊，他明知道士绅们会受害，可新政终究是百年的基业，是长远的打算，至少关外已经证明了它的好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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